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国石油产量翻一番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石油产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年来，石油产业遭遇到了发展瓶颈，需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促进新一轮油气生产战术和战略接替的实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石油产业成就卓越，石油勘探开发作为源头，实现了国界和领域的发展跨越，有力地支撑了下游产业的延伸，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石油产量翻一番。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石油工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1978年产量跃上1亿吨的台阶。进而实施的号称改革中“工业第一包”的产量1亿吨大包干，使其成为工业战线上改革的排头兵，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原油产量摆脱了1978～1983年6年间在1亿吨上的徘徊，于1984年达到11460万吨，继而实现了产量的稳步攀升。2015年原油产量达到19958万吨，同年凝析油产量370万吨，从而使石油产量超过2亿吨（20328万吨）。国内石油产量的上升和进口量增加，一起支撑着经济快速发展和能源构成的优化，我国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和生产大国。

石油生产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建成东部石油工业基地，并在西北和海域有重大油气新发现，彻底改变了石油生产的格局，完成石油史上所称的第一轮战略展开。当时东部产量约占全国90%。但这种局面显然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在上世纪后期逐渐形成东部挖潜、发展西北、开拓海上、油气并举、走向国外的战略方针。随之，石油勘探开发进行了第二轮战略展开。经过艰苦的努力，到2017年东部、西北、海上的原油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占全国的39.9%、37.5%、20.2%，原油产量分别占全国的70.9%、13.4%、11.7%，作为主产区的东部基本上与其两翼（西北和海域）“平分秋色”。西北和海上开拓的成功使找油的思路大开（如可从陆相新地层向海相老地层发展），也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使中国石油展现了更好的发展前景。

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石油产业链的各部分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桎梏中，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生产效率低下。改革的第一大措施就是组建上下游一体化的三大石油公司，开始朝市场化运营迈进。他们分別完成上市成为股份制企业，进而与世界著名跨国石油公司“论伯仲、争名次”，逐步进入全球大石油公司的前50名、甚至前10名，目前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在世界500强排名第三、第四位。开放政策的实施，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技术，对我国陆上、特别是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发挥了重大作用。与之相应，中国石油公司开始走出国门，参与从勘探开发到管网建设、从投资到服务承包的各种项目，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成为油气生产和消费大国，作为油气4G（油气4强：美国、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之一，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地位大幅度提升。

我国石油行业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原油剩余可采储量下降导致产量下降。在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长期以探明地质储量为油气勘探的主要指标去考核业绩，在对外公报上也多以此为主。但事实上，地质储量仅指已探明的地下蕴藏量，真正决定生产的是其可采储量，特别是剩余可采储量。国际上涉及油气的各种报告图表上所列出的储量（resources）也仅指剩余可采储量。

近年来我国原油剩余可采储量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4年从20亿吨上升到25.2亿吨、年增长率为2.9%；其后缓慢下降到2017年为24.66亿吨、年增长率为－0.7%,这使2017年大致仅与2012年相当。如果仅看新增可采储量的变化，这一趋势更加明显：2012年在新增地质储量15.2亿吨的基础上，新增可采储量2.3亿吨；2012年后，年增值呈明显下降之势，2017年在新增地质储量8.8亿吨的基础上，新增可采储量1.2亿吨（图1）。

新增剩余可采储量的年增量越来越低，导致新增可采储量入不敷出（低于产量），业内常称之为储量补充系数小于1，从而使产量由低幅上升到出现拐点而转为下降。从原油产量看，本世纪前9年的平均年增量为350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2010～2015年间发展的速度有所降低，期间平均年增量、平均年增长率分别约为204万吨、1.1%。2016年原油产量转为下降，2017年仅为17793万吨，该期间平均年增量、平均年增长率分别约为-1083万吨、-5.6%，应该说，此下降量是比较大的。据能源月报数据，2018年前9个月原油产量继续呈下降趋势，同比减少2.4%。

应特别注意的是，我国油气储量系列中的一个特点：累计探明的地质和经济可采储量中，均分为已开发和未开发两类，且长期以来未开发量及其占比有渐高的趋势（表1）。2017年累计探明的地质储量和经济可采储量中未开发量分别为91.85亿吨和11.63亿吨，分别占其总量的23.9%和12.7%。在此前高油价期尚不能投入开发，说明其“经济可采储量”值实际上偏高，有相当部分实为非经济可采。再考虑到前述的储量补充系数低于1早已出现，那么实际上出现经济可采储量下降的年份应比2015年大为提前。由此观之，我国原油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可供经济开发的储量逐渐下降，而以年度计，2015年才明显出现的油价下跌，投资不足只是叠加在其上的第二位原因，使其下降的幅度有所加大。显然，不扭转我国原油剩余可采储量（或新增有效经济可采储量）的降势，则难以使产量转升并持续增长。

原油产量的稳定和增加，急需开展新区新领域的战略性开拓。进一步分析原油产量变化的区域构成，可以给人更深刻的认识。全国产量下降的拐点出现在2015年，而在产量占全国50.5%的东部，这一拐点出现更早，2001～2010年间已出现－1.4%的年增长率。2012～2015年间和2015～2017年间东部产量年增长率分别为－0.6%和－6.8%。西北和海域2015～2017年间与2010～2015年间相比，产量的平均年增量和年增长率下降已相当明显。致使2015～2017年间全国产量大幅下降，平均年降1083万吨，年增长率也降低至－5.6%。

产量增速降低、进口依存度增大，给我国石油产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动力，使其增储上产的力度不断增大。而油价降低带来明显的经营亏损，又激发了强烈的危机感，各油田在稳产增效上尽了全力。主要表现在：1.老油田区内继续勘探，在老产层上、下不断打开新的产油层系，在现有储量区外扩面积，发现新的油田。努力降低成本、降低有效经济可采的门槛，使可采储量及其储量动用率增大。2.挖掘开发潜力，千方百计提高油气储量的采收率。以松辽盆地主力油田喇萨杏为例，2017年可采储量的采出程度已达86.8%，综合含水率达94.2%～96.4%，仍能保持2602万吨的原油年产量，创造出陆相油田开发的世界领先水平。业内把上述增储上产措施称之为油田生产的战术（性）接替，这延长了油田的生命周期。

当增产措施提高的产量高于或等于油田本身的自然递减时，其产量还可保持相对稳定，可称为处于其生命的壮年阶段前期。但当自然递减率不断加大，而措施增产和新建产能不能弥补其产量下降时，就进入壮年阶段后期。在上世纪末，东部各产区的主力油田已分批进入壮年阶段后期。西北和海上的主力油田本身自然递减率就较大，加上开发强度大，于2015年前后也开始分批进入产量总体递减阶段。这时，全国原油生产也就进入了新阶段。

为了油气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生产的战略（性）接替，这就是向新区领域的开拓，即向现在还未发现或仅有少量发现的地区和层系投入勘探的实物工作量以求发现新的油气田群。这需要数年、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

在本世纪初面对第二轮战略展开已基本完成、东部老油区产量已开始下降时，一批石油地质专家集体上书，促使开展了第三轮战略展开的战略选区专题性工作。这项工作由国家出资，组织全国产学研相结合的力量进行，十余年来已取得重要进展，提出了比较现实的开拓指向。这些勘探开发的新领域主要有：

1.贯彻常规、非常规油气并举的方针，加强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目前，致密（砂岩）油气已取得较大进展，煤层气、页岩气在局部地区建成了气田，在全国范围内的多种非常规油气还需要进行普查和重点区的突破。

2.已发现的油气田多位于浅层至中、深层的情况，油气勘探需向各主要含油气盆地的超深层（＞4500米）开拓。主要目标将转向前新生界海相和海陆交互相层系。一是海域，特别是南黄海及其以南的前新生代海相层系。其向南（东海南部和南海北部）地层加厚、相应的生烃层系加多加厚并已见到油气显示。二是西藏高原的中生界海相层系和新生界陆相层系。上世纪后期就已肯定了该区的油气远景并在伦坡拉盆地新生界陆相地层中钻获油流。新一轮勘探扩展到羌塘盆地，并进行了重点地区的地震和钻井，证实了改造型中生界海相坳陷盆地和裂谷型新生界陆相断陷盆地两大领域的油气潜力。三是我国北部从天山以北经内蒙古到东北（包括松辽盆地深部和周围）的上古生界。该东西向地带曾被认为是“造山带”、找油气禁区，然而越来越多的地层学研究发现，这地区相当多的上古生界主要为海相且未经受区域变质,应存在晚古生代相对稳定的块状地质体，已发现较好的生烃层系、大量油气显示。特别是近年来新彊北部的石炭二叠系火山岩和沉积岩中发现了一系列油田，从而验证了整个东西横贯亚洲中部的构造带（甚至可包括也作为小地块的柴达木盆地深部）上古生界存在由裂谷断陷到坳陷的多套生储盖组合，呈现出较好的含油气远景。当然，油气新区新领域既有良好的油气远景，也存相当大的勘探难度。

石油的稳产增产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强化战术接替，更加着力于战略接替。首先要认识到目前石油生产已出现的严峻局面，原油剩余可采储量和产量的下降带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产量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剩余可采储量下降，近年油价下跌叠加其上使其降势加大。而近中期的国际油价将围绕65美元/桶而波动，必须立足较低油价来考虑其产量未来态势。为此，要继续强化在老油田（区）的战术接替，尽量減缓其降势，但更重要的是以更大的力量推进新区新领域的战略接替。

战略接替需要强有力的勘探资金支持。强化战术和战略接替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在深化石油地质研究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在前人没找到或认为找不到油的地方发现新的油藏、油田。二是给予必要的资金投入。直接投入油田生产和战术接替的资金比较容易解决。在渡过低油价直接危及生存的时期后，各生产单位都会尽可能保障这方面资金要求，努力增加有效经济可采储量和产量并不断提高其经济效益。困难的是进行战略接替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在目前体制下，各石油公司（特别是各分公司）首先关注的是经济效益，很难对短期内无法见效益的工作投入资金。即便是各石油公司可以为此拿出少量资金，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其不断减少的矿权区块限制，难以放开手脚去探索。从我国实际出发，战略性开拓的投资主要可来自两个渠道。一为国家直接投入，但过去和现在其投资额明显不足。二是设立战略性开发的专用基金并由其负责相应的监管。基金的来源可以从与油气有关各实体（首先是各国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或税收中依法按一定比例提取，也可以从国家预算中向基金直接划拨，也可灵活地向社会筹集。

深化油气工业体制改革。深化改革带来的市场化体制、政策是发展的动力。目前我国石油行业发展相对迟滞、开拓创新思路的不够活跃，融资渠道不够暢通，使资金缺乏，效率低下，国有石油企业普遍有职工过多和债务负担沉重的问题。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我国石油行业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以制度改革的“红利”来促进新一轮油气生产战术和战略接替的实现，确保我国油气行业的持续发展。

作者：张抗
（作者系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原总工程师、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